人类作为现在自然界存在的一个最有竞争力的物种，肯定有他存在的千万条真理，或者说至少现在还没有产生危及人类存在的更有竞争力的理由。自从人通过进化演变产生人类社会以来，人就已经不是孤立于其他事物而单独存在的物种，并且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人的进化与发展也就出现了飞速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近五千年来的发展要远远大于十几万年发展的根本原因，所以现在的人，严格意义上的讲应该叫做“社会人”，既然人是有社会性的，那么“做人”也就具有极大的社会性，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个人问题，而是对社会、群体、家庭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问题。不是有秦桧做了奸臣，由此天下愧姓秦的说法吗?

　　中国人已经肯定了是生活在中国的人，而中国先不论她是姓资还是姓社，也不论是在谁的领导下，现实的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是拥有勤劳勇敢传统的民族统一家庭;是正在和平崛起自强不息的东方大国;是正在苏醒并且最终让世界震惊的东方雄师。中国的强大必须有中国社会的强大，社会的强大必须有中国人的自强，那么在这样的国度里“做人”，试问要如何做人呢?那么“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八荣八耻”的实质内涵是否就应该是做中国人的基本准则。

　　自从产生了人类社会以来，人类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官，最初“官”是“做人”做的更出色的人;是帮助更多的人更好的“做人”的人;是要牺牲自己的利益的人;是要有抵御疾病、灾害、猛兽等经验的人，但是在人类步入阶级社会后，官的本意发生了根本的扭曲，在这种扭曲中“做人”和“做官”成为了相当复杂的问题。从自己私利出发争先恐后要“做官”的现象本身就存在着可怕隐患，而更为升华的是虽然一些人“做人”很糟糕，但却可以“做官”，甚至一些人必须去做糟糕的人，才能有可能“做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社会的悲哀。怎么解决这个阶级社会的毒瘤，或者彻底铲除这个阶级社会的毒瘤，那么从根本上解决还是回到了“做人”，这次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开展的“作风建设年”活动就是为了解决“做人”与“做官”的准则和标准问题，相信随着“做人”的水平与素质的提高，官的本意还是会回到它最初的良好本意上去。

　　胡锦涛同志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明确了我国社会当前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现实针对性。为我们在思想、工作、生活作风和行为上做了明确的规范。

　　荣辱观古已有之，荣辱心人皆有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持有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人们，其荣辱观是不同的。恩格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他自己的荣辱观”。这次“作风建设年活动”既要发扬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时代精神;既要立足本国，又要面向世界;既要把握今天，又要面向未来。

　　同时也极大地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次“作风建设年”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对荣耻的界定，对是非的判断，对美丑的区分，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着眼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作风建设年活动”内含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坚持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既有先进性的导向，又有广泛性的要求，引导人们摆正个人、集体、国家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确立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增强了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但市场自身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会反映到人们的思想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效益经济，更是信用经济、法制经济。作风建设针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消极现象和社会公害，提出鲜明的是非、善恶界限。它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提供了思想基础。

　　加强作风建是现代社会的迫切需要。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相互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在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成为公民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在公共生活、公共利益等方面，确立了公民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特别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行为作风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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