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均芳/文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自2008年3月1日起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但是，人们仍然不断地进行激烈的口诛笔伐。其实人们对起征点的关注与争论的背后，实质上是对个税功能的关注与怀疑，个税是“富人税”还是“人头税”？

    个人所得税存在的意义就是调节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即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向富人多征税，再通过转移支付或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帮助穷人。富人要比穷人缴纳更多的税，这种“劫富济贫”的方式在经济学上似乎是一个无需证明的公理，但为什么富人要比穷人多交税则是涉及哲学和社会学的复杂命题。富人们会说，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运气）得到的财富，凭什么要反哺穷人？穷人们则声称，富人享用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就该得到反哺！19世纪兴起的效用主义认为，从富人手中“劫”走1元给穷人，对富人造成的伤害要小于对穷人效用，穷人的所得大于富人的所失。由于整个社会效用增加，“劫富济贫”这笔买卖划得来。但从富人家里搬东西给穷人，不仅要支付必要的搬家费，而且还难保搬运过程中不丢三落四，即存在所谓的“税收成本”，因此又有人据此认为，税收能劫富，但不能济贫；能均贫，却不能共富；能使富人少富，却无法使穷人更富。因此，尽管税收能调节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但如何征税就显得十分重要。
    “拔鹅毛而鹅不叫”一直是征税的最高境界。然而，现在而今眼目下，被税务部门称为征管“第一难”的个税，尽管改革不断，增长很快，却被老百姓戏称为“征的不如漏的多”。不仅被“拔了毛”的在叫，而且没有被“拔毛”的也在嘎嘎叫。

    任何一种税收都是收入分配的调整，其良好的运作离不开三个关键因素的协调配合：纳税人收入的确定（纳税所得）、税率的设计和征管的水平。1799年发源于英国的个税自1980年登陆中国时，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从一开始就水土不服，先天不足。

    首先，从纳税人收入的确定来看，个税实行的按收入来源分类课征，并从一开始就把收入锁定在工资、薪金所得，这客观上方便了高收入者避税，却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因为富人收入来源渠道较多，分类计征后随着适用税率的降低，税负也降低；而中低收入者收入来源单一，相对而言税负就会较重。而且，个税采取的是“个人申报”而非“家庭申报”的方式，月收入相同的单身汉和一个“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下岗嫂”的家庭顶梁柱的税负毫无差别，这谈何公平？尤其是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家庭事实上分担了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职能。而在西方，子女教育、赡养等费用均排除在个税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