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受邀参加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头脑风暴会议”。刚接任的最大投资者希望我能评估他所接手的究竟是什么。

我本以为会是一场私密而战略性的会议。然而，我目睹的是一场大规模的corporate表演。所有高管和中层经理都被召集到公司礼堂。

CEO站在讲台上。他说，我们聚在这里，是为了通过大胆的创意拯救公司。但接下来的并非头脑风暴，而是官僚主义的表演。高管们依次站起来，发表经过精心打磨的演讲并做出模糊的承诺。他们真正想表达的很简单：给我们更多资金。相信我们。这次会不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悄悄策划逃离，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一位主要投资者，大多数在场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从座位上站起来，平静地走到舞台上，拿起一支记号笔，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零。然后他走了出去。

整个房间炸开了锅。他是谁？这个零代表什么？抗议？艺术？还是无声的威胁？CEO脸色苍白，转头问我这个零是什么意思。我非常想扮演智者的角色，当场为他解读。

但我抵抗住了立即解读的诱惑，而是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建议。我告诉他要忍受这种不适。倾听大楼里的喧嚣。让困惑发挥作用。或许先睡一觉。令我惊讶的是，他同意了。

零的智慧

独自一人时，我也凝视着那个零。它是否意味着零容忍？投资者的耐心已耗尽？还是零点时刻？时间已到？抑或是宣告所有谈话、宏大战略与表演式管理，最终一无所获？

了解这位投资者，我怀疑他另有深意。他想将“未知”注入一个沉迷于确定性和流行语的房间。他试图打破高管们的舒适区。激发一些真正的思考。或者，就像我一样，他只是真的讨厌会议。

次日清晨，CEO告诉我，此事整夜萦绕在他心头。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回避艰难决策。于是他制定了一个真正解决公司核心问题的方案。那位沉默的投资者显然印象深刻。CEO并未被解雇，反而获得了授权。“未知”拯救了局面。

与“不确定性、神秘感、疑虑”共处

不知晓是艰难的。我们天生追求确定性。我们渴望解决问题，并希望被看到在解决问题。即使在教练或治疗中，尽管工作是探索，教练和治疗师常常发现自己默默准备救援行动。他们想提供答案、智慧和结论。但事实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很少奏效。真正能让人铭记的洞见，是人们自己得出的。

如果我们能忍受不知的痛苦，反思与转变的空间便会打开。如果我们能抵制过快整理混乱的冲动，有时会发现混乱本身就蕴含着答案。

英国诗人约翰·济慈称此为“负面能力”——即在不确定性、神秘感和怀疑中保持冷静，不急于寻求事实和理由。对济慈而言，以及对他之后的思考者而言，负面能力是一种面对世界的方式。它意味着放下控制或修复的冲动，与模糊性共处足够长的时间，让更深层的东西浮现。

禅宗大师使用公案，这些没有解决方案的矛盾轶事或谜题，作为绕过分析性思维的方式。公案的目的是扰乱、困惑，让你的常规思维模式熄火并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禅宗在几个世纪前就领先于现代教练、治疗或咨询，所有这些实践在最佳状态下，都邀请人们与自己的思维搏斗。

与思维搏斗

德裔美籍心理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曾将开悟比喻为从充满阴影的洞穴走向现实之光。在治疗中，我们称此为“处理”——识别旧有模式、与之抗争并逐步转变。公案的作用方式相同。目标不是“解决”谜题，而是让它转化你。

一个经典的公案是这样的：两个僧人争论。一个说：“旗子在动。”另一个说：“不，是风在动。”第三个人走过来说：“不是旗子，也不是风。是心在动。”

关键在于，公案不是答案。它们的目的是扰乱你，迫使你质疑一切。

有时，当客户陷入困境时，我会借鉴公案的思路。我将问题本身作为解决方案。告诉焦虑者要更加焦虑。告诉控制狂要更加执着地计划。告诉拖延者要安排好自己的拖延。这是治疗性的柔道，利用他们自己的能量让他们陷入洞察。

这就是为什么教练、治疗和精神实践常常感觉相似。它们都要求忍受模糊性。它们都要求我们放弃对最终确定性的幻想。它们都涉及一个令人抓狂的过程，即卸下旧知与学习新知同样重要。

领导力并非拥有所有答案。它是创造条件让更好的问题浮现。有时这始于白板上画出的一个零，一个刻意停顿。未知确实令人不适。但它也可能是某种真实的开端。